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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皇帝们为何对韩学是推崇有加?_人文频道_东方资


发布日期:2020-07-26 04:4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、战争绵延不绝的乱世。这个历史段落中的韩学,可以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来透视。

从实践层面来看,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韩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政治人物身上:

一是晋元帝。据《晋书?阮籍附从孙孚传》,孙孚“避乱渡江,元帝以为安东参军。蓬发饮洒,不以王务婴心。时帝既用申、韩以救世。”按照这种说法,自觉地“用申、韩以救世”的晋元帝,几乎是走上了一条秦始皇的政治路线。又据《晋书?庾亮传》:“时帝方任刑法,以《韩子》赐皇太子,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,不足留圣心,太子甚纳焉。”看来,晋元帝试图把《韩非子》作为培养太子的政治教科书。把这样一些零星的史料拼接起来,晋元帝对韩学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。

二是宋武帝。据《宋书?恩幸列传?序》:“孝建、泰始,主威独运,官置百司,权不外假,而刑政纠杂,理难遍通,耳目所寄,事归近习。赏罚之要,是谓国权,出内王命,由其掌握,于是方途结轨,辐凑同奔。人主谓其身卑位薄,以为权不得重。曾不知鼠凭社贵,狐藉虎威,外不逼主之嫌,内有专用之功,势倾天下,未之或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主威独运”可以归属于韩学理论,“主威独运”的实践就是韩学理论的实践。

三是王融。据《南齐书?卷四十七?王融传》记载:“永明末,世祖欲北伐,使毛惠秀画《汉武北伐图》,使融掌其事。王好功名,因此上疏”。正是在这篇上疏中,王融提出了自己的韩学观,他说:“窃习战阵攻守之术,农桑牧艺之书,申、商、韩、墨之权,伊、周、孔、孟之道。”据此可知,王融把儒家思想视为“道”,把法家思想、墨家思想视为“权”。这其实是一种儒法并用、王霸兼综的政治观念。王融认同儒家,同时也认同法家、墨家。

四是王猛。《晋书?王猛传》记载了王猛转任“始平令”的经过:“猛下车,明法峻刑,澄察善恶,禁勒强豪。鞭杀一吏,百姓上书讼之,有司劾奏,槛车徵下廷尉诏狱。坚亲问之,曰:‘为政之体,德化为先,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,何其酷也!’猛曰:‘臣闻宰宁国以礼,治乱邦以法。陛下不以臣不才,任臣以剧邑,谨为明君翦除凶猾。始杀一奸,余尚万数,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,肃清轨法者,敢不甘心鼎镬,以谢孤负。酷政之刑,臣实未敢受之。’坚谓群臣曰:‘王景略固是夷吾、子产之俦也。’于是赦之。”这段话,实为王猛作为法家人物的画像。而且,听完了王猛的自我辩护,苻坚也把他当作法家人物了。

再往下,可以发现,北魏以后的很多皇帝、权臣,都是韩学的爱好者。譬如西魏的苏绰、宇文泰,就对韩学深有体会。据《周书?苏绰传》,宇文泰“问天地创化之始,历代兴亡之迹。绰既有口辩,应对如流。太祖益喜。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,竟不设网罟而还。遂留绰至夜,问以治道,太祖卧而听之。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,兼述申、韩之要。太祖乃起,整衣危坐,不觉膝之前席。”两人之间的这番对话及其场景,折射出宇文泰对申韩法家之学具有浓厚的兴趣,苏绰也因熟知“申、韩之要”而得到重用。《苏绰传》还记载,西魏大统十年,宇文泰“方欲革易时政,务弘强国富民之道,故绰得尽其智能,赞成其事。”这时的苏绰,既仿佛辅佐秦孝公的商鞅,又仿佛韩非描绘的法术之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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